甘东宇：用企业的优势去做公益

文：郭越 摄影：李丁

甘东宇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甘东宇作为公益领域的知名人士，名字后面总挂满了长长的各种头衔：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全球公民社会组织（CIVICUS）理事、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A）中国部副总裁、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海外与台港澳合作中心总干事……而今，他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时常奔波于国内外公益领域的各个前沿，同时还要经常与友成的企业成员—泰康人寿、联想、摩根大通、碧桂园、香港信和、台湾安庆等两岸三地的诸多企业进行密切的沟通。在刚刚结束了为期12天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高层赴美考察团”考察后，甘东宇又马不停蹄地赶赴香港参加社会企业峰会。《香格里拉》的专访，也在这种高速运转的行程中紧张进行着。

《Best Life•香格里拉》：从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A）中国部副总裁到国内非公募基金会秘书长，是什么促使你完成这样的职业转型？
甘东宇：首先，我很看好本土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所以我才会从一个非常稳定成熟的国际组织，转到一个本土的公益机构，这对我自己来说是做了一个战略的选择。来友成之前，从一个公益人的角度来看，也对创始人王平提出的“新公益”理念非常认同。而对于友成来讲，因为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而新鲜事物里面就有很多好玩的、令人激动的、每天都有变化的、新鲜的尝试。我想可能不是在任何机构都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里太多事情可以做，也有太多事情需要去做，而且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亟待你去发现。另外，我们也有太多新的公益模式可以去探索，这也是特别令人激动的地方。

《Best Life•香格里拉》：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国内少有的以“企业家”为名的非公募基金会，如此多的著名品牌和企业规模性地与公益挂钩，是否考虑过这样的举措会引起作秀嫌疑？
甘东宇：我觉得要澄清两点，首先我们对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个人来做公益，不应该抱着一个质疑其出发点的态度，整个社会大众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去鼓励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在美国，比尔•盖茨拿出钱来做公益，大家就不会议论他背后的动机是怎样的。其实中国的企业家也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和阶段，他们经过了不断地奋斗，财富得到了一定积累，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到他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人生的意义，甚至包括他家族的价值的实现……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很多企业家愿意来做这个事情非常难得，我也希望社会大众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来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投入公益。

其次，我们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由企业家群体发起的基金会，更是惟一的由两岸三地企业家共同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这些企业家都非常关注公益，他们是我们做好公益的动力之一，反过来企业家也是需要支持的。也许他们对商业和市场更为熟悉，但是对怎么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怎样更好地去做公益和回馈社会，他们未必十分了解， 基金会恰好可以从专业角度为我们的企业家们提供一些支持和服务。所以从这种相互的支持上来看，友成既不是为企业家作秀，也不是为自己作秀，而更像是一个桥梁，把公益和企业连接起来。

《Best Life•香格里拉》：如果有企业家向友成咨询如何做公益，你会给他哪些建议？
甘东宇：友成倡导的是“新公益”不是公益组织自己能完成的一项任务，它一定是需要跨界的合作，而这个合作就包括了企业家如何来参与到新公益的活动中来。企业做公益，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捐款，一个企业下面一定有各个方面的专长人员，这些人员对很多公益组织的帮助可能会更大，因为公益组织缺乏的正是人才，而这些商业人才用志愿的行为去弥补公益组织专业的欠缺，这也就达到了做公益的目的。比如公益组织需要去观测市场的变化，以使它有限的资金增值，而企业里有咨询专家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咨询，甚至包括人力资源、公关、财务等方面的支持。其次，每一个企业也都有它自身的战略目标和优势，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势去做公益，找到和他资助的公益组织之间的战略合作点，这就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伯顿教授提出的战略性公益，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

《Best Life•香格里拉》：刚刚结束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高层赴美考察团”在美国公益界的考察，你对美国的公益组织和公益环境有哪些感触？
甘东宇：最深的触动就是公益界要创新，一定要有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新的模式。我的印象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公益非常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公益还在不断倡导和实践创新理念的精神。对于在中国公益刚刚起步、只有二三十年经验的环境来讲，其实我们的公 益组织更要寻求这种突破和创新，而不是停留在一些传统的、简单的捐赠上。

在美国，他们的基金会更具有自主性—一般都是家庭或私人拿出来的资金来建立的基金会，所以具有更多的勇于承担风险的使命。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些前沿性的、别人没有问津过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失败的风险，但是他们都愿意去尝试，并通过试验拿出一些成熟的解决机制和模式来，使之规模化和可持续化，这对中国的基金会的启发是相当大的。我们不要停留在别人已经做了很多、做得很成功的一些项目，比如捐资助学等方面。还有很多是有待开发的新领域，是需要我们基金会投钱去做的，哪怕会有一些风险，有些甚至可能会失败，但是如果基金会不去做，别的公益组织特别是草根组织更没有能力去做。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公益组织支持性平台遍地都是，这也对我们是很大的触动。

《Best Life•香格里拉》：请具体介绍一下这类公益支持性平台在国内的状况？友成在这方面是否有所行动？
甘东宇：在中国的公益界，我们有许多地方是需要不断提升的。其中一点是缺少对公益组织支持和服务性的平台，比如上面有基金会，大多是资源方，下面有草根组织和其他的公益组织，但无论基金会还是草根组织，中间都需要一层服务和支持组织—类似于商业社会中的公关公司、咨询公司、策划公司、战略指导等等，这一点在国内目前来说还是少之又少。我们等于是缺了一个中间层，而这正是友成现在要做的。现在有的基金会提出直接把钱给草根组织，让他们去运作，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这样做我们的运作半径会很长，这时就需要一些可以给草根组织提供战略咨询和培训服务的平台式机构。友成现在一方面在支持一些现有的机构，虽然并不是特别多，比如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这样的机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打造一些全新的机构。比如志愿者支持中心，它是支持志愿者组织的一个咨询服务机构。还有小额信贷支持中心—我们有很多小的小额信贷组织是在基层做实际工作的，对他们的支持应该有一个平台。友成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孵化，孵化成未来相对独立的、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和支持的体系，所以我们未来会形成一个伞状的结构，成为一个公益大家庭。

《Best Life•香格里拉》：你是怎样看待“慈善”这个概念？
甘东宇：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大的概念—公益来替换慈善。慈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它在我们心中更多的都是在针对弱势群体、救急、扶贫等方面。我希望我们可以提倡一个更广阔的公益的概念，包括关注一些新的领域和方式。最近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对盲人的帮助，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给他低保、资金，让他能够维持他的生活；而从社会企业的方法来做就很有价值。比如德国的一个叫“黑暗中的对话”的项目，它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全黑的、走出来要一到两个小时的体验馆里实现盲人的价值。正常人如果进去，没有盲人的向导，他是根本出不来的。想要做这种体验就得缴费，而盲人正通过这个向导的工作来赢得收入，并且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平时都是正常人来帮助自己，现在是由他来帮助正常人。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新公益模式的尝试。

《Best Life•香格里拉》：所以友成提倡的社会企业的模式，不单单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为目的，而是更多地倾向于推动人的进步？
甘东宇：对。友成最主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平等和公平的理念。我们讲爱心的传递，在给你帮助的同时，我们俩是平等的。只不过你现在有需要，而我恰好有这个能力来帮你。我希望在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能力传承下去，这是一个平等的文化的传递，而不是我高高在上给你的施舍。我们在谈社会创新，在谈社会企业，其实就是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过去在谈公益的时候，往往在说，你做了什么善事，你做了什么好事，但可能很少人去关注它的成效、结果和公益本身的可持续性。比如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用捐款来解决，那么是不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没有捐款，你的这个公益的模式就会死掉？社会企业就是引 入了市场经济里面特别是新经济里面一些成功的因素，它追求的是效率，是结果，但是前提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所以它是引入了市场的一些手段，以达到社会的目标。这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