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川：理想生活不应只是如此

文：李海波  摄影：马未啸

林川，瑞典驻华大使。
1944年8月20日出生于瑞典索鲁纳。1967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1969年获得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70年获得乌普萨拉大 学经济学学位。1970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在摩洛哥、法国、瑞典外交部、美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瑞典驻华大使

诺贝尔奖、H&M、宜家、沃尔沃、爱立信……林川的故乡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国度之一，但发达的工业并没有破坏瑞典的自然，相反，这里却成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一切，都离不开瑞典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就像林川在访谈中所强调的，这些“对美好生活的坚持”才让一切更为和谐。

《Best Life•香格里拉》：您的中文名“林川”非常有韵味。
林川：谢谢你的赞赏，我的名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翻译，我的瑞典姓前面四个字母是瑞典语“树”的意思，后面部分的意思是小溪、溪流。并且，林川也是我瑞典姓的音译。瑞典是最早创建环境保护限制机制的，后来又逐渐推出一些经济上的制度，比如增收碳排放税。一个工厂制造了废品就要扔到最近的垃圾筒，但是由于没有任何关于废弃物的收费，所以工厂不会考虑到要环保，如果对这些废弃物增收费用的话，工厂会考虑生产过程如何能更好地节省，或者更好地改革以产生尽可能少的废物，无疑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Best Life•香格里拉》：工作之外的时间您关注最多的是哪方面？
林川：很多很多……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和历史领域。我喜欢去798艺术区，或者到一些历史古城，一些新的建筑我也非常喜欢，它们让一个新城市中有了很独特的活力。当然，最喜欢的事情还是接触很多人，不同的人能有不同的收获，同时这也是作为一个大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Best Life•香格里拉》：2010年对大使先生来说应该更有不同的意义吧，中瑞建交刚好60年了。
林川：是的，这是非常有趣、有意义的大事，作为“老朋友”，我们亲历了中国6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的勤劳努力、建设国家的积极态度以及非常实用主义的措施带来的变化不可思议！这种改变对西方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启发的。我记得1988年第一次来到北京时，有一些东西非常难买，而这些东西在南方向国外出口，因为当时中国的铁路建设非常不好，南北之间的运输甚至比从广东向欧洲出口还要困难。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内部联系非常紧密的大国，蛛网一样的铁路、公路、航空等等，把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来自中国人的辛勤努力，我也相信这是你们应该非常骄傲的事情。

《Best Life•香格里拉》：瑞典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一些文章曾把这种高福利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大使您怎么看？
林川：我觉得这种定义不一定准确。瑞典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一个生产计划也没有固定价格。瑞典的大学、医疗保障、公共研究等投入都来自于税收，我们在这方面与许多国家并没有非常大的不同，只是我们要走得更远，做得更好一些。我这么说，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国是指一个由国家主导的体系。我们更倾向于关心每一个人，照顾绝大多数群体。很多国家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式是由雇主来提供医疗保障，在这种情下，很多人并没有一个雇主，就被这个系统放弃了。

《Best Life•香格里拉》：这两个国家的区别您觉得是在哪些方面？
林川：瑞典不是大国，但也没有很多人口，所以生活的空间会更大。从人的角度讲，中国人和瑞典人很相似，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相似，人与人之间都能很好地相处。中国人可以向瑞典人学习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学习和工作都太努力，瑞典人的生活节奏慢一些，他们更懂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瑞典人要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悠久的文化非常自豪。瑞典也有悠久历史，已经存在了1200多年，这个时间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但瑞典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却没有这么重视和自豪。

《Best Life•香格里拉》：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理想”的？
林川：没有终极的理想状态，最好的生活就是努力往好的方面去做。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进行各个层次上的协调。无论是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国家的发展，需要的都是协调，比如，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工作与生活的和谐。但你知道，这并不容易，维持平衡从来都不是容易的。每个人都必须工作，要赚钱，买食物，给家庭提供安全感，但你在内心一定要知道一个事实：如果生活只是如此，就太遗憾了，距离理想生活也会越来越远。